文化观的个人观点怎么写？
每个人对文化观都有自已和认知和理解，要溶入到文化生活中去，才能表达自已的观点和丰富的才艺。
李大钊的文化观认为西方文化具有什么特点
有容之德 调和之美
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构建在调和哲学的基础之上。在李大钊早期著作中，有很多文章涉及到调和问题。他倡导“有容之德”，称赞“调和之美”，主张“歧力相剂”、“涵纳他力”。李大钊援引西方哲人的言论为“调和”定义：“准四子之言（斯宾塞、穆勒、莫烈氏、古里天森），试为调和之语诂一定义焉；调和云者，即各人于其一群之中，因其执性所近，对于政治或学术，择一得半之位，认定保守或进步为其确切不移之信念；同时复认定此等信念；宜为并存，匪可来尽，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而相牵相挽以驰驭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也”（《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50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调和的哲学含义，李大钊说，“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调和誊言》，《李大钊文集》上，第5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认为，解决事物矛盾的利器在“调和”，尊调和“以矫其偏”，“慎勿过正”。“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之限度以相抗立，勿可驰于极端”（《辟伪调和》，《李大钊文集》上，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营造调和之境，使对抗之力达到统一。“苟其对调之力未剂于乎，则要倾相轧为必然之势；即四言调和而无效。苟其两力已臻于相抵之域，则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调和而无所归宿”（同上）。他甚至说，此意“愚亦笃信之而不疑”（同上）。我认为，李大钊的这一分析，突出反映了辩证的矛盾观，他既强调事物对立的一面，又没有忽略其同一的归宿，只有承认对立，不断克服矛盾与冲突，最终才能达到均衡与和谐的美境。
李大钊还将“调和”视为人生最理想的境界，他从美学的角度认识“调和”，称“调和者，美之母也”。他亦将“调和”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主张“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在李大钊看来，营造调和之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重要条件。其一，“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其二，“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其三，“言调和者，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其四，“言调和者，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以担于一方，亦未必加担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调和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0-55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针对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尤其是人们容易对调和产生的误读，将调和视之为无原则的妥协，李大钊特别强调：“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抗行竞进之事，非敷衍粉饰之事。不幸此种绝美之名辞，一为吾懦弱颓废之民族利所用，遂而淮橘北枳，迂地弗良，取以为逆流降下之梯航，以便其姑息苟安之劣性，而遂其实梯滑稽之俗癖，斯诚非昌言调和者初意之所及料也矣”（同上）。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洋人言调和，宜自使其保存自我之努力，止于不牺牲他人；东洋人言调和，宜以不牺牲他人为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调和之义，苟或误解，即邻于牺牲。而暗含其牺牲自我之心理，结果适以助强有力者之张目，驯至权利、人格、财产、生命、真理正义之信仰，乃无往而不可以牺牲。而专制之势成，此皆伪调和之说误之也。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同上）。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李大钊的调和哲学是系统而富有理性的，这一哲学构造了他特有的“有容之德”，及其独特的文化性格。这种品德和个性，在李大钊中西文化交溶的构想中得到了更为完美的体现。
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与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两种文化，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要正确对待这种差异，就必须超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建立理性的认知取向。因为传统的认知范式很容易将人们引向两个极端：要么简单地排斥别人，要么简单地否定自己。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推出《调和誊言》的同时，以《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为题发表文章，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上的“异”与“和”，解析了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揭示了“中国文明之疾病”，提出了对文明的反省。指明了中国新文化建设之路，给人以理性的启迪。
在李大钊眼中，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但问题是，“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其实，“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不过，我们必须先认清东洋文明之“短处”，进而观其“所长”，分析“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问题者，究竟为何”？
谈到对文明的反省问题，李大钊认为，不能否认，两种文明都已存在危机，因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但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总之，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世间最可恐怖之事，莫过于斯矣”。
为了挽救中国文明，必须从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紧紧跟上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因为我们所“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因此，李大钊表示：“物质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则吾人之所以除此矛盾者，亦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李大钊特别指出：由静的生活适于动的生活，根本改变其世界观，“其事乃至难，从而所需的努力亦至大，吾人不可不以强毅之气力赴之”。李大钊对于东西文化的这种比较探讨，反映着中国人当时渴求实现近代化的历史愿望。
李大钊认识到西洋动的文明的优越之处从根本上源于科学。他高扬科学精神之大旗，要求有志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抨击了时人对现代西洋文化的无知，感到“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他惊呼：“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同时，“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需要特殊地指出，这里的“迎受”与“接受”相比，虽是一字之差，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前者更强调向西方文明借鉴的自主性和积极态度，内涵则更为深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东西两大文明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基本上是在互相隔绝下形成的。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讨论文化问题，应该建构起划时代的新理念：随着人类生产手段、交往手段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事实上时时都在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李大钊在当时就已经发觉了这种趋势：当今之东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化调和融会的结果，最后可以产生“第三种文明”，这自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飞跃。李大钊希望中国能为创造第三种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第二次贡献。但是，其前提条件是：中国人必须对于“遗袭之习惯”，不论“若何神圣”，都要“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并且还应该“时时创造，时时扩张”。
李大钊特别以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为例，证明“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他还明确表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的生面”。这里的“变形易质”具有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含有溶合东西文化特点，建设中国特色新文化的内容。他曾充满期待地预言：“世界中将来能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