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人是怎样看天象的？
古人经过长时间夜观天象的经验累积之后，发现星座移动的方向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和地球上气候变化相吻合的。所以在4000年前中国的古书《i冠子》，曾有这样的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下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是以黄昏时观察北斗七星的位置，来判断当令的季节。而这种观察天象有规律的变化来定四季，就叫做“观象授时”。在没有历法的时代，曾经为古人使用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古人们为了认识星象、研究天体，很早便人为地把星空分成若干区域，中国称之为星官，西方唤之为星座。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见诸于《史记・天官书》中。
春秋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巫咸等，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星官体系。到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综甘、石、巫三家星官，编撰成283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绘制成星图。
晋、隋、唐继承并加以发展，我国的星区划分体系趋于成熟，此后历代沿用达千年之久，这其中最重要的星官是三垣、二十八宿。
二、古代的夜观天象是什么回事？
古代的夜观天象更多的是指天文上的一些观测，实际上是长期积累下来，比如说星座的移动，它跟季节的变化相关，比如说像北斗斗柄的指向，指向西的时候就是秋天了，指向东是春天。它也应该是长期的观测的结果，是有科学性的。
但是我们经常可以从文学作品听到比如说夜观天象，在三国里头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司马懿夜观天象说有颗星暗了，说诸葛亮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一些借看星象，说改朝换代，这是统治者为他政治服务的一种说法。
在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军事家都会通过观天象预测天下大事的变动，享有盛名的如汉朝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和明朝的刘基等。
历史上中外都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预言家，留下许多有名的预言书，如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和法国人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等，都对他们身后所出现的大事作了非常准确的预测，他们大多精通星象学，有些就是通过观测天象而做出预言，说明通过天象观测和解读的确能预知人间的变化，也说明古人在对天象的解释上确有独到之处。
星象学在中国已有至少几千年的历史，其实真实的历史可能更为遥远。从本质上来看，它和“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都是来源于史前文明。
古人认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从天象的变化可以推知人类将要发生的事情。人顺天而行，“天”就现吉象，人间必会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若是逆天而为、干了坏事，“天”就降凶兆，人间就会干旱少雨、洪涝灾害、兵变民乱等。所以古人很重视对天象的观测。
三、夜观天象是观察些什么啊？
夜观天象是在观什么？
小时候听评书，一直对里面所说的“夜观天象”特别向往，一些有学问的人，不凭借任何特殊的设备，只是看看天上的星星，就可以预测出许多事情。也就由于此，对天文渐渐感兴趣起来，很想弄清楚他们到底在看些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星星，绝大部分都是恒星，恒星构成了星空的主体。所有恒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运动规律也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对恒星观测的内容也比较少，神秘性也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计时，一是为其他天体提供位置参考。
关于计时，是看北斗星的斗柄，有这样四句话：“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星的斗柄仿佛一根巨大的指针，在天空转动，随时标示出当前的日期。对于有经验的观测者，只凭观测斗柄指向，就可以大致判断当前的节气。对于现在人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值一提，不过在古代，历法系统没有这么发达，也没有这么准确，看星斗定时是有其作用的。
更有内容的观测，来自所谓“五星、七政”。“五星”即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七政”是在“五星” 的基础上增加太阳和月亮。对他们的观察，离不开对他们所在位置的描述。这就是恒星观测的第二部分内容。我们都听说过所谓的“二十八星宿”，所谓“宿”，就是指行星和日月暂时在此“住宿”的意思。由于恒星的相对位置不动，形成了一幅天空地图，“七政”们运行到哪里，可以用此来描述。这二十八宿，又分为四个大区：东方青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并且，每个星宿对应着不同的人间地理位置。二十八宿，是黄道星宿，与西方天文的黄道十二星座大致相对应，五星、七政的运行基本在其中，但行星有时会有比较大的张角，所以也会运行到其他星座中（古代称作星官）。
月亮是夜晚最显眼的天体，月相圆缺的变化直接和农历的日期对应。对月亮的观测，大约也有两个方面意义。一个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天气，一个是预测日月食。
从月亮来预测天气，有一些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有一句古语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如果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说明第二天刮大风的可能性很大。不知道诸葛亮借东风的当晚是否也有“月晕”的迹象。这多少还是能让人想象出一些原因的，比如出现光晕，可能意味着空中的水气含量比较大，也许和温度也有一些关系，也许是会有风雨出现。但还有一些，似乎更加神秘，比如《尚书・洪范》中提到过
：“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诗经・小雅》中也对此进行印证：“月离于毕，俾滂沱矣”。都在说月亮运动到毕宿（按现代星座划分为金牛座的一部分）位置，则会有大雨出现。究竟是不是这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证一下。
预测日月食，是靠精细的计算月亮和太阳的运动位置和趋势，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自然就会发生日月食的现象。这只是普通的技术工作，古代有专门的天文官负责观察和计算。如果出现漏报和误报，都是重大失职。
内容最丰富的观察，是对“五星”――
水星也称为辰星。
金星也称为明星，又名太白，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木星也称为岁星。
火星也称为荧惑。
土星也称为镇星或填星。
这五颗星的运行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类：水星和金星在太阳系中处于地球内侧，他们在地球上的视觉角度不会离开太阳太远。所以只能在黄昏或黎明出现。而其他三星，则可以出现在远离太阳的位置上。他们以相对难以计算的规律运行于不同的星宿，注意，每个星宿都对应着人间不同的地理位置。这种对应，称为“分野”，现在看来，多少有些牵强。比如：斗宿、牛宿对应地上的扬州；箕宿、尾宿对应地上的幽州；心宿、房宿、氐宿对应地上的豫州（战国时期的宋），等等。
而这五颗星也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火星（荧惑）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战争和灾难，如果移动到心宿（按现代星座划分为天蝎座的一部分），就称为荧惑守心，被人认为是不祥之兆，尤其对于豫州地区来说，更加不祥。
《史记》中曾经记录战国时期一个有名的故事：“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景公曰： “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火星侵入心宿，心是宋的分野。宋景公很担心。司星（专门负责观星的官员）子韦说：“把灾祸移给相国吧？”景公说：“相国是我的股肱。”“移给百姓？” 景公说：“百姓是为君之本。”“移给年岁？”景公说：“年岁不好，百姓就会困乏，我还给谁当君主啊！”司星子韦说：“您这三句有君主之德的话，上天会听到的，荧惑应该会移走的。”于是他们等了一阵，果然移了三度。
这个故事说明天象并非其决定性的作用，宋景公的仁德之心就改变了预定的天象灾害，天象随之改变，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
更为神奇的是，所有的行星，基本都按照同一个方向运动，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从地球上看来，会出现“逆行”现象，即反方向运动。这更为古代观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除了刚才所说的分野对应，不同的星宿还有许多具体含义，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成语，气冲牛斗。牛与斗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牛宿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南斗六星，天庙也，一曰天机”。这种对应的具体说法很多，相互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具体应用时，主观色彩还是很强的。
再举一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用许攸之计去烧袁绍囤积在乌巢的粮草。当晚袁绍的谋士沮授，“仰观天象。忽见太白（金星）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惊曰：‘祸将至矣！’”虽然沮授从天象上看出了问题，但袁绍并不信任他，所以仍然失败了。太白（金星）如果逆行，一般象征灾祸。
其他观星的现象，还包括观察各种天文或者天气现象，而其中以客星、彗星、流星为主。
客星普遍认为就是现在所说的超新星。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这应该是有关客星最著名的记录了。这颗超新星爆发后达两年之久才变暗。《宋会要》中记载道：“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
而彗星则比较有趣了，“彗星袭月”即彗星的光芒扫过月亮，古人认为是灾难的征兆。例如《唐雎不辱使命》中就提到：“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
对流星的观察，也有很多记录。《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关于流行雨的记录。古人很早就知道流星和陨石的关系，《史记》中有个有名的例子：“（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在这里非常客观，很清楚地知道上面的字不是陨石带来的，而是有人故意刻上去的。
客星、彗星、流星，这些天文现象，由于出没无常，往往和人间的吉凶祸福关系不很密切，其观测的天文意义多于预测意义。
中国的史书往往有“天文志”这一部分，上面有许多观星和预测吉凶的记录。如果断然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只怕也是不够客观的。因为日月五星都是运行在地球周围的质量巨大的天体，他们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关系的变化，很可能确实对地球上的生命有一些影响。而客星由于距离地球非常遥远，彗星与流星的质量又非常小，所以对人类的影响似乎难以看到。这样看来，夜观天象多少还是有些科学道理的。
小时候听评书，一直对里面所说的“夜观天象”特别向往，一些有学问的人，不凭借任何特殊的设备，只是看看天上的星星，就可以预测出许多事情。也就由于此，对天文渐渐感兴趣起来，很想弄清楚他们到底在看些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星星，绝大部分都是恒星，恒星构成了星空的主体。所有恒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运动规律也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对恒星观测的内容也比较少，神秘性也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计时，一是为其他天体提供位置参考。
关于计时，是看北斗星的斗柄，有这样四句话：“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北斗星的斗柄仿佛一根巨大的指针，在天空转动，随时标示出当前的日期。对于有经验的观测者，只凭观测斗柄指向，就可以大致判断当前的节气。对于现在人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值一提，不过在古代，历法系统没有这么发达，也没有这么准确，看星斗定时是有其作用的。
更有内容的观测，来自所谓“五星、七政”。“五星”即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七政”是在“五星” 的基础上增加太阳和月亮。对他们的观察，离不开对他们所在位置的描述。这就是恒星观测的第二部分内容。我们都听说过所谓的“二十八星宿”，所谓“宿”，就是指行星和日月暂时在此“住宿”的意思。由于恒星的相对位置不动，形成了一幅天空地图，“七政”们运行到哪里，可以用此来描述。这二十八宿，又分为四个大区：东方青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并且，每个星宿对应着不同的人间地理位置。二十八宿，是黄道星宿，与西方天文的黄道十二星座大致相对应，五星、七政的运行基本在其中，但行星有时会有比较大的张角，所以也会运行到其他星座中（古代称作星官）。
月亮是夜晚最显眼的天体，月相圆缺的变化直接和农历的日期对应。对月亮的观测，大约也有两个方面意义。一个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天气，一个是预测日月食。
从月亮来预测天气，有一些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有一句古语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如果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说明第二天刮大风的可能性很大。不知道诸葛亮借东风的当晚是否也有“月晕”的迹象。这多少还是能让人想象出一些原因的，比如出现光晕，可能意味着空中的水气含量比较大，也许和温度也有一些关系，也许是会有风雨出现。但还有一些，似乎更加神秘，比如《尚书・洪范》中提到过
：“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诗经・小雅》中也对此进行印证：“月离于毕，俾滂沱矣”。都在说月亮运动到毕宿（按现代星座划分为金牛座的一部分）位置，则会有大雨出现。究竟是不是这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证一下。
预测日月食，是靠精细的计算月亮和太阳的运动位置和趋势，如果他们靠得太近，自然就会发生日月食的现象。这只是普通的技术工作，古代有专门的天文官负责观察和计算。如果出现漏报和误报，都是重大失职。
内容最丰富的观察，是对“五星”――
水星也称为辰星。
金星也称为明星，又名太白，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木星也称为岁星。
火星也称为荧惑。
土星也称为镇星或填星。
这五颗星的运行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类：水星和金星在太阳系中处于地球内侧，他们在地球上的视觉角度不会离开太阳太远。所以只能在黄昏或黎明出现。而其他三星，则可以出现在远离太阳的位置上。他们以相对难以计算的规律运行于不同的星宿，注意，每个星宿都对应着人间不同的地理位置。这种对应，称为“分野”，现在看来，多少有些牵强。比如：斗宿、牛宿对应地上的扬州；箕宿、尾宿对应地上的幽州；心宿、房宿、氐宿对应地上的豫州（战国时期的宋），等等。
而这五颗星也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火星（荧惑）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战争和灾难，如果移动到心宿（按现代星座划分为天蝎座的一部分），就称为荧惑守心，被人认为是不祥之兆，尤其对于豫州地区来说，更加不祥。
《史记》中曾经记录战国时期一个有名的故事：“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於相。”景公曰： “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火星侵入心宿，心是宋的分野。宋景公很担心。司星（专门负责观星的官员）子韦说：“把灾祸移给相国吧？”景公说：“相国是我的股肱。”“移给百姓？” 景公说：“百姓是为君之本。”“移给年岁？”景公说：“年岁不好，百姓就会困乏，我还给谁当君主啊！”司星子韦说：“您这三句有君主之德的话，上天会听到的，荧惑应该会移走的。”于是他们等了一阵，果然移了三度。
这个故事说明天象并非其决定性的作用，宋景公的仁德之心就改变了预定的天象灾害，天象随之改变，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
更为神奇的是，所有的行星，基本都按照同一个方向运动，但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从地球上看来，会出现“逆行”现象，即反方向运动。这更为古代观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除了刚才所说的分野对应，不同的星宿还有许多具体含义，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成语，气冲牛斗。牛与斗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牛宿六星，天之关梁，主牺牲事”；“南斗六星，天庙也，一曰天机”。这种对应的具体说法很多，相互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具体应用时，主观色彩还是很强的。
再举一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用许攸之计去烧袁绍囤积在乌巢的粮草。当晚袁绍的谋士沮授，“仰观天象。忽见太白（金星）逆行，侵犯牛、斗之分，大惊曰：‘祸将至矣！’”虽然沮授从天象上看出了问题，但袁绍并不信任他，所以仍然失败了。太白（金星）如果逆行，一般象征灾祸。
其他观星的现象，还包括观察各种天文或者天气现象，而其中以客星、彗星、流星为主。
客星普遍认为就是现在所说的超新星。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这应该是有关客星最著名的记录了。这颗超新星爆发后达两年之久才变暗。《宋会要》中记载道：“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
而彗星则比较有趣了，“彗星袭月”即彗星的光芒扫过月亮，古人认为是灾难的征兆。例如《唐雎不辱使命》中就提到：“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
对流星的观察，也有很多记录。《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关于流行雨的记录。古人很早就知道流星和陨石的关系，《史记》中有个有名的例子：“（秦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在这里非常客观，很清楚地知道上面的字不是陨石带来的，而是有人故意刻上去的。
客星、彗星、流星，这些天文现象，由于出没无常，往往和人间的吉凶祸福关系不很密切，其观测的天文意义多于预测意义。
中国的史书往往有“天文志”这一部分，上面有许多观星和预测吉凶的记录。如果断然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只怕也是不够客观的。因为日月五星都是运行在地球周围的质量巨大的天体，他们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关系的变化，很可能确实对地球上的生命有一些影响。而客星由于距离地球非常遥远，彗星与流星的质量又非常小，所以对人类的影响似乎难以看到。这样看来，夜观天象多少还是有些科学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