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里头博物馆主要收藏哪个朝代的文化
二里头主要收藏的是夏商时期的文化，二里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斟大道1号，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对研究华夏文明起源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里头出土的文物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铜器，陶瓷等，通过挖掘之后，发现陶器夹有砂灰和泥质灰陶，还有以绳纹为主的头纹，都反映了华夏人民的智慧。
第一展厅名为“第一王朝”，选择了王城岗遗址、禹会村遗址、肖家屋脊遗址等，第二、三和四展厅名为“赫赫夏都”，第五展厅为“世纪探索”。
华夏文明，指的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创造的的文明，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承。
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意义
重大考古发现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1号、2号宫殿基址，是此前学术界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人员在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宫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约百年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介绍，这座现编为3号的建筑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它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宫城面积逾10万平方米，就对历史资料的认识而言，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后世中国古代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遗址，如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以及土木建筑技术的若干侧面等。此外，在宫殿区大路发现的车辙痕，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此次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一些西方学者和疑古派一度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禹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一条肉虫），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信史，把中国的历史一下子缩短了一半，却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
三、中国境内，到目前为止发现【确凿】的【夏朝遗迹】没?
夏民族的历史，无论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或从文献资料记述中，都可得到坚实的证明。
现在可以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在河南偃师，古称西亳，为成汤所都。遗址的最下层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是晚于仰韶，既有后岗又有齐家因素的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现已发现百处以上，只在河南境内即达四十余处；分布在伊洛二水间者相当密集，在河南的东、南、北及陕南各地很普遍，这同文献资料记述夏族历史活动范围也一致。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下面的两层即一、二期约在四千年前，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夏文化”即古文献中的中原夏后氏世袭政,权，区别于在同时期存在的其他中原部落文化或“夏时期文化”。“夏时期文化”根据较准确的碳-14定年法毋庸置疑，例如二里头文化，根据碳-14定年法，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夏时期，故此可以肯定“夏时期文化”的存在。但在没有从考古遗址中发掘出与夏时期相当的确切的古文字之前，尚无法肯定地将其与先秦古文献中的夏后氏联系在一起，也无法有说服力地证明夏后氏和夏朝的存在。目前并未找到夏朝同时期或商代关于夏人、夏后氏的记载。最早的传世文献记载出现于西周。
《逸周书・度邑》云：“自雒I延于伊I，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论语》中也有“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句子，《竹书纪年》与《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的纪年与世系。因此传统上，中国的学术界对夏朝的存在一直坚信不疑。
20世纪初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掀起了古史辨运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结合西方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检讨中国传统史学。一些野史给大禹赋上了神的特征，《绎史》记载四千多年前的太古时期有位名称“大禹”的神仙，是女娲氏的十九代孙，活存三百六十岁，尧时有位治水贤臣，尧评价他的功劳好比太古的“大禹”神，所以赐名他为“禹”。
文献记载的一些远古人物的年岁往往高达百余岁，这不会是一个人的年岁，更可能是古代邦国部落的兴存年岁。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禹，虫也。从b，象形”的记载，认为禹可能是九鼎上铸刻的虫型纹，代表一种似蛇似龙之蜥蜴类的动物，因呈敷土爬行的姿态，所以被后人视为开辟道路、开辟九州的神奇人物。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故事中将这种似虫的动物改成一种蠕虫的概念，而后以讹传讹，出现了“大禹是条虫”的说法。顾,颉,刚最终放弃了这则假说。
先秦文献中关于羿生存的年代的记载并不固定，最早在尧时，最晚在周幽王时。在西汉初年的文献中才成为“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夏王。“后羿”可能是东夷族首领的称呼，“十日并出”、“后羿射日”可能是东夷族的神话传说，而后羿代夏故事的原型可能取材于商朝中期商族与东夷的战争史。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这段历史处于夏后氏建国初期，很难想象在第二代君主执权时就出现了失国的情况。崔述质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他认为上古质朴，夏后多以单字命名，唯有太康、中康、少康三者均名“康”。中康为太康之弟，少康为中康之孙，这种隔世同名的现象尤为奇怪，不似名而更似号，可三者的兴贤作为又相互迥异。此三君可能原名为天干“庚”，为避讳而更作“康”，与夏朝后期的“胤甲”、“孔甲”、“履癸”一样，近似商王以天干为帝名的做法，可能是商周时期编造出的人物。
顾颉刚认为自从孟子称赞“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后，儒家书籍关于启的记载便转贬为褒，还编出众臣不朝觐益而拥护启的故事来解释家天下的大变革。启的性质从而被分化，优点保留在启，缺点全归到太康一人身上。
戴震认为其实并没有太康这个人，可能是后人混淆《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记载，误连读作“夏康”造成的。另一种解释说夏朝太康、中康、相、少康四君的世系源于殷商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先公，其历史又取材自商朝中期太戊、中丁、外壬、河甲、祖乙的历史。商代中期，因受到东夷族的军,事,威,胁，商王太戊被迫放弃经营了近二百年的都城亳，其后四王屡迁都邑，至祖乙迁邢后才得以复兴。周人认为己与夏族有缘，自称“有夏”，又认为商族属于东夷族系，所以将商族中期的复兴史移花接木地写成夏朝中兴史，刻意体现夷夏矛盾的渊源之久远，如此理证周灭商的行为。
更有观点认为夏史或有较多的夸大成分，许多和商朝的历史相似，或完全由周人杜撰而成。而《尚书・多士》记载周人训诰商族遗民“殷革夏命”，若是周人毫无根据地编造，商族遗民是根本不可能信服的，周族的统治者也不会用它来训诰商民，夏的存在与殷商灭夏的历史应是确切的。
西周初期便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文献叙述足以证明西周人认为周前有殷、殷前有夏，夏灭于殷亦可作为周灭殷的前车之鉴。秦始皇帝焚书坑儒，大量先秦典籍失传，然而，成书于西汉的《夏本纪》与近四百年后出土的战国时人写的《竹书纪年》大致吻合，说明司马迁作《夏本纪》应有所根据，且今人熟知的一些夏朝的历史故事成形较早，但未能就此判定司马迁或许只是参考了内容近似竹书纪年的其他的周代文献。
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封建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且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历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目前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厘清。
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王位之先河。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为商朝所灭。夏朝作为中国传统历史的第一个王朝，拥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唐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又说，“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再成为国号。
文献中对夏朝的记载虽然丰富，但因年代久远，在考古学方面一直没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终未能找到同时代的文字记载而被学界质疑。自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领小组开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开展“夏墟”的调查。1953年，在河南登封市唐庄乡花玉村发现了一处遗址，这便是1960年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的首处遗址。随后，又在豫中西、晋南地区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村、巩义稍柴村、登封告成镇、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等多处类型相似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最为丰富、典型，故得其名。
二里头文化有以豫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晋南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此外又有观点认为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的煤山遗址归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特别类型――煤山类型。这些遗址的地点分布均符合文献中记载夏人活动的区域，其地层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缺环之间的五百余年。
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四个文化在黄河中游区域呈现出文化叠压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叠压在商文化之下，龙山、仰韶文化之上。
夏朝在文献中的年代概念便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转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依碳-14放射性定年法，二里头文化被定于约前2395年至前1625年间。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内涵尤其丰富。
第一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620±95年（树轮校正作前2080年―前1690年），以平底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为典型陶器，另有少量灰陶，纹饰以蓝纹为主。一期的盆罐物品造型类似河南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物品。
第二期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为次，细绳纹居多，蓝纹减少。
三、四期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多，罕见黑陶，粗绳纹首次出现，绳纹几乎全面代替蓝纹。其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前1590年―前1300年），与早商相当。
一二期与三四期差异显著。铜器在第三期首次出现，说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层已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一二期则无一件，甚至连红铜渣都未见到。若认定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墨子》、《左传》等写道夏人“铸鼎于昆吾”、“铸鼎象物”等记载未必可信。从出土文物的特征看，一二期近似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遗址类型，三四期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洛达庙期。
学者们至今还对此四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归属夏文化持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以下十四种：
① 仰韶文化便是夏文化。
② （典型）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③ 灰陶文化是夏文化。
④ 齐家文化是夏文化。
⑤ 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⑥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文化。
⑦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
⑧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于夏文化。
⑨ 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⑩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⑪ 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文化是夏文化。
⑫ 良渚文化是夏文化。
⑬ 二里头四期全属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
⑭ 目前尚未发现夏墟，二里头文化实际是夏时期的早商、先商文化。
仰韶既夏和龙山既夏论点在1950、60年代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之后未再提出。1960年代随着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各分层的归属问题开始浮现，或认为是早商文化、先商文化，或认为是夏文化、夏时期文化。其中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晚期文化的洛达庙类型一度被划归早商文化，随后东干沟、七里铺、灰嘴等遗址亦被划归早商文化。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汤都西亳。
学者们于1977年的登封讨论会上就王城岗、二里头、东下冯三处遗址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作出总结。定性“夏文化”为夏王朝时期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夏民族的考古文化遗存，并据此提出四种观点：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前两种观点为主流，而多种观点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
王玉哲、晁福林等学者认为观点⑦最有说服力，认为一二期与三四期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其他观点无法解释第二期与第三期文物特征出现的明显差异。斟酌出土文物的绝对年代可以看出一二期基本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朝中晚期，而三四期已跨入到商朝早期。分析文物特征，第三期文物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此时期偃师地区的政治、文化发生过大变革，一种观点以史籍记载的成汤灭夏作为解释。认为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夏文化的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看作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独特文化。
全四期的文化面貌是一脉相承的。二三期间的变革是一种渐变，不是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突变，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在第三期才升为都邑，所以兴建城郭。绝对年代跨入早商的第四期被解释作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且二里头的第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又普遍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地域分作晋南三里桥、豫西王湾、豫东王油坊、豫北大寒四种类型，其中豫西王湾类型直接叠压在二里头一、二期文化遗址之下，二者的文化内涵之联系十分密切，二里头一、二期应系由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杜金鹏认为在二里头二期文化晚期，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徒，其后的三、四期较前二期分布更广，二里头后期文化的传播地点又与桀奔南巢、桀子迁北的记载吻合，非事出偶然，应与夏商之际夏族的迁徒相关。
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后三期，一期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夏文化应该还包括相似的河南或中原的龙山文化晚期，其中豫西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洛阳平原，与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相符，二者的考古学年代总跨约四百八十年左右，与《竹书纪年》记载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相近。1980年代初，孙华等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尚有约百年的缺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仍然处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并没有国家形成的迹象，可能只有豫西类型的其中一种属于夏部族的先夏文化。二里岗文化下层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衍生文化，是属于继夏兴起的早商文化，只有其前的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于夏文化。
19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新密市发现新砦遗址，随后又在附近发现类型相似的遗址，从而弥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空白，被称作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遗存的特征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沿袭关系非常明显，是二者的文化过渡期。
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兴的表现，所以夏商的分界线应当在三、四期之间，前三期与新砦期属于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遗存。
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与二里头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疑是夏代的方国文明。而山东的岳石文化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属于东夷文化。一般认为分布于濮水、漳水流域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的遗存，二里岗文化是早商的遗存。
比较确凿算是二里头遗址了--此遗址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这里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
遗憾的是因为缺乏文字等文明特征物，还不能对夏的存在做有利的佐证
没有，夏朝存在的时间里，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都和夏朝无法对号入座。所以很难说有确切的夏朝遗迹
没有，夏朝至今存疑，包括夏朝夏王有几个都不确定
二里头文化可能不是夏朝遗址，真正的夏朝遗址可能还没有发现。现在已经发现的陶寺遗址基本可以确定是饶帝都城，而且也有政权稳定过渡与暴力过渡迹象，这个与竹书纪年记载的权力方式基本一致。陶寺遗址晚期才是夏文化。极有可能的情况是陶寺地区是饶舜禹的都城，至夏弃以后，权力更替方式变成了夏后氏王族世袭制，因而夏朝可能发生了都城迁徙。
之所以说陶寺遗址是饶帝都城，这个有一些证据，陶寺所处地域在古书记载的平阳地区，而平阳即是古书中的饶帝都城。而且发掘特征与记载的饶帝特征极为类似，更重要的是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两个毛笔写的字，“文”“饶”，这与后来的甲骨文当中的“文”“饶”字是一致的。